近几年，我国艺术品市场状态低迷，买气涣散，玉器拍卖中，高档精品既难觅又难以成交，而中低档玉器却成了市场的中坚。意识前卫的拍卖公司看清这一形势，顺应市场，即刻调整了拍卖品档次，增加了中低档各式玉器，适时满足了不同层次收藏者的需要。 据拍卖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参加玉器拍卖会的人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初涉玉器收藏领域者。他们一般先前在工艺品商店或地摊上买玉，但那些新玉品质单一，样式雷同，买得多了，玩儿腻了，就想升级转而买旧玉，旧玉自有旧玉的韵味。这部分人在拍卖会上出价单件在2000—3000元之间，目光关注挂件。因总体价格不高，权当交学费，他们自我欣赏、把玩，亦可逐步提高鉴赏水平。 二是金融、保险、证券、外企及大型企业的高薪白领阶层。这是现今社会的高收入者，他们有较多的爱好和强烈的投资欲望，他们购买玉器既为了装饰把玩，同时也为了保值增值，虽然有较高的文化水准，但缺乏实际鉴赏能力。他们较喜欢明清古玉，对那些玉色温润、图案内容吉祥、口彩较好的挂件尤感兴趣，与其经济收入成正比。他们对单件玉器的心理价位在5000—10000元之间。 三是专业收藏者。这些人知识广泛、经验老道，专买春秋战国、汉代和唐宋古玉，他们买玉注重年份、雕工及色泽，要求较高，稍有瑕疵且价格不对便弃之不买。其单件出价大到几万，少至5000元左右。近期玉器流行辽金时代的，原因在于这些年代的古玉传世甚少，物以稀为贵，在专业收藏领域同样表现得十分突出。这部分收藏者是现今玉器拍卖会的主力，正是他们烘托了市场。 四是财大气粗者。俗话说“黄金有价玉无价”。对于一些财力充裕的人来讲，佩带价值昂贵的古玉除可显示身价，似乎又可以提高文化品位。这部分买家一般喜欢做工色泽均漂亮、浮华的旧玉，价格不论。拍卖会上这部分人虽不多，但出手阔绰，往往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玉器是我国传统的收藏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关玉的研究和消费可谓源远流长。旧玉由于数量少，每块样式极少雷同，因此有较高的收藏价值。可以断定，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与鉴赏能力的的提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收藏旧玉的队伍。
（摘自《中国文物报》2001.2.18）
干平谈拍卖（5）--玉器收藏
近几年，我国艺术品市场处于低迷状态，买气涣散，玉器拍卖也难逃劫数，高档玉器既精品难觅又难以成交，而中低档玉器却成了市场中坚。意识前卫的拍卖公司看清这一形势，放下架子，调整了拍卖品档次，增加了中低档各式玉器，从而满足了不同层次收藏者的需要。
据拍卖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参加玉器拍卖会的人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初涉玉器收藏领域者。他们一般先前在工艺品商店、地摊上买玉，但那些新玉品质单一，样式雷同。而旧玉自有旧玉的韵味，新的买得多、玩腻了就想升级转而买旧玉。这部分人在拍卖会上出价单件在2000--3000元之间，目光盯向挂件。因为价格总体不高，权当交学费，他们自我欣赏、把玩，以逐步提高鉴赏水平。
二是金融、保险、证券、外资及大型企业白领阶层。这是现今社会的高收入者，他们有较多的爱好也有强烈的投资欲望，他们购买玉器既为了装饰把玩，同时也为了保值增值，虽然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却缺乏实际鉴赏能力。他们较喜欢明清古玉，对那些玉色白润、图案内容吉祥、口彩较好的挂件尤感兴趣，与其经济收入成正比，他们对单件玉器的心理价位在5000至1万元之间。
三是专业收藏者。这些人经验老道、练达，专买春秋战国、汉代、唐宋古玉，他们买玉注重年份、雕功、色泽，要求较高，稍有瑕疵且价格不对便弃之不买。其单件出价大到几万少到5000元左右。近期玉器流行辽金时代的，原因在于这些年代的古玉传世甚少，物以稀为贵，在这里同样表现得十分突出，这部分人是现今玉器拍卖会的主力，正是他们烘托了市场。
四是财大气粗者。俗话说"黄金有价玉无价"。对于一些财力充裕的人来讲，佩带价值昂贵的古玉既可显示身价似乎又可以提高文化品味。这部分买家一般喜欢做工色泽均漂亮、浮华的旧玉，价格则不论。拍卖会上这部分人虽不多，但出手阔绰，往往给人留下很深映象。
玉器是我国传统的收藏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关玉的研究、消费可谓渊源流长。旧玉由于数量少，每块样式极少雷同，因此有较高的收藏价值。可以断定，随着人们收入与鉴赏能力的提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收藏旧玉的队伍。
我国收藏热呈现四大趋势
无论是方寸之间的邮票，还是小小纸币，现在被不少市民都视为珍宝，悉心收藏。沪上收藏家预测，未来我国的收藏将呈现四大趋势：
一是专题收藏正在兴起。从收藏品种看，有邮品、钱币、磁卡、字画、瓷器、玉器、铜器、宝石、名人印章、明清家具、创刊号报纸、门券、烟标、火花、图书、像章、藏书票、根雕、牙雕、请柬等，可谓五花八门，包罗万象。近年来，专题收藏成绩斐然。在收藏界有“半壁江山”之称的上海，已涌现出许多专题收藏家，如陈宝定的算具陈列馆、杜宝君的雨花石收藏馆、周伯钦的艺术火花收藏馆、许四海的茶艺馆等。
二是珍品收藏崭露头角。行家认为一个收藏者要提高收藏品位和收藏档次，收藏珍品必不可少。大凡有名的收藏者，都有过一些经过时间和市场考验的珍品，如我国著名的收藏家张伯驹先生，经历千辛万苦，觅得了五件珍宝——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卷》、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唐李白的《上阳台帖》、唐杜牧的《张好好诗卷》、范仲淹的《道服赞》。
三是注重珍藏品的经济价值，“以藏养藏”成时尚。过去人们收藏一般只注重文化内涵，轻视藏品的经济价值。现在，艺术品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各地都先后建立了一批收藏品交易市场，促进了藏品的交流，也对人们认识藏品的经济价值给以启迪。现在邮、币、卡的收藏者也较注意以邮养邮，以币养币。行家预料，未来的藏家将更注重“以藏养藏”。
四是崇尚研究之风。“重收藏、轻研究”的状况将会改变。现在越来越多的收藏者注重藏品的历史价值、经济价值，如像章收藏家饶贵祥根据自己收藏的毛泽东像章及有关资料，写出《毛泽东像章研究》一书，引起海内外的重视。
(朱浩云、冯亦珍)
大落大起的收藏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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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在文博事业方面，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省市都在筹备建立博物馆。截至解放前夕，故宫内一般文物尚有150余万件，然而精品已不多，宋元时代的法书名画尚不足20件。这样，共和国新生的文博事业就急需得到民间珍藏的支持。国家鼓励捐献，对捐献者实行奖励的政策，使民间的收藏品大批地进入了公库。解放初期，人民群众热情高、干劲大，无论什么事只要政府振臂一呼，全国上下就会一致响应。向政府捐献文物的工作，虽是由各地文物保管委员会出面主持，结果却是群情激昂，此起彼应，几乎形成了一个捐献运动。
在各地的文物捐献工作中，不少地方组织偏重于精神鼓励，如颁发一纸奖状。只有上海市政府，不仅颁发奖状，而且给予奖金，这使收藏家及其后代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愿意捐献给上海市政府。这要归功于解放后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同志的正确决策。当时上海刚刚经过国民党的“二·六”飞机轰炸，偌大一个上海，财政上十分困难。然而当上海市文管会第一任副主任委员徐森玉先生向陈毅同志建议实行物质奖励时，陈市长当即拍板同意拨款。这使得江南一带的民间珍藏源源不断地被带到了上海，其情景十分感人。
然而事情都有两个方面，当公藏成为主流的时候，私藏就成了支流。尤其在那红红火火的群情激奋的年代，私人收藏几乎成了不那么荣耀的事情，这就加重了捐献者的心理代价。
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原为上海著名实业家，他把几十年间收集珍藏的“百家画梅”藏画，全部捐献给了国家。梅花一向是文人雅士们吟咏和绘画的题材，自从宋朝杨补之、元末王冕专画梅花自成一家之后，历代画家擅画梅花的不乏其人。陈叔通费尽心血，汇集、精选了历代102家共计109幅梅花图，其中有杨补之、王冕、唐寅、陈录、王綦、邵弥、道济、弘仁、胡玉昆、扬州八怪等人的杰作。陈录专画梅花凡30年；弘仁的别号就叫梅花古衲；扬州八怪的八幅梅花，件件都是精品；郑板桥的那幅，他自己的题词是：“一生从不画梅花”，可见弥足珍贵，收集起来谈何容易！陈豪是陈叔通的父亲，他的梅花图自有独特的风骨。这一个系列，可称之为集明清两代梅花图之大成了。
天津市人民政府周叔副市长，与其周氏家族“孝友堂”人员公议，将其家在小孙庄的祠堂及30余亩地捐献给国家，同时将其祖上历经三代人收藏的古籍380余箱、共计6万余册捐赠给南开大学文学院，其中包括一册《永乐大典》、一部明版南藏以及百余种丛书均极为珍贵；还有其他文物，捐献共计1260件。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将其储存于杭州的藏书捐给浙江大学，共1944册，内中稿本、钞本、批校本及明代刊本90余种。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柳亚子，于1950年10月，将其故乡吴江县黎里镇旧宅中的藏书全部捐献国家，计有大小书箱300余只，书籍44000余册，还有柳亚子私人信札400余包，其中有许多是革命文物和珍贵的现代史料。
杭州钱塘“六唐人家”后人朱家氵晋、朱家濂兄弟，先后向国家捐献了家藏古书画、碑帖、藏书、明清紫檀家具等文物数万件，以目前拍卖行情估算，价值数亿元。
金山姚石子捐书5万余册，内中有崇祯本《松江府志》，为海内孤本；其他如康熙本《吴江县志》、乾隆原刻本《震泽志》等，均为不易购求的珍本。
宁波萱荫楼的最后一位主人李庆城，将家藏古籍2800余种、30431册，分装236只书箱内，全部捐献国家。萱荫楼藏书为天一阁、大梅山馆、抱经楼、墨海楼等江南著名藏书楼流出的，其中有《明实录》、《国榷》、方志和词曲等，版本有宋元明刻本、精抄本、名人稿本等，以明刻海内孤本《天工开物》最为著名。
晋江陈盛明、陈盛智兄弟，将私立“海疆学术资料馆”全部捐献国家，改属厦门大学。该馆拥有图书7262册、杂志4654册、剪报15000份、图片6000张、地图302幅、文物标本121件。地处峰巢山的土地11．6亩，也一并捐献了。
著名陶瓷学专家陈万里，将其历年来收集的一批青釉陶瓷，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一共55件。这批陶瓷是汉晋至唐宋的，其中有精品青釉陶楼，是汉代永康二年墓中文物；黄釉大陶盘和陶壶，是不多见的汉晋六朝时期的精品。
现代著名实业家吴蕴初的家属袁友文、吴志超、吴志进、吴进迪、吴志逵等，遵照吴先生的遗嘱，将家藏文物132件捐献给国家，其中有战国时代的铜镜、乾隆时代的庐钧釉瓷器，以及近代工艺品翡翠荷花插等等。
著名收藏家顾丽江夫妇，将40余年来收集的文物珍品2441件，全部捐献给国家，其中有彩陶罐、青铜器、唐三色釉陶瓷器、宋代龙泉窑、越窑和元明清各代的瓷器，以及象牙、犀牛角、竹刻、玉雕等工艺品。
浙江吴兴著名藏书家陆心源的后代陆思安，将祖上多年收集的各种古砖共800多块，全部捐献给浙江省文管会，拨交浙江省博物馆收藏。
上海古玩界的知名人士钱镜塘，将30年来收集的其家乡浙江海宁的地方文献，共计955件，全部捐献国家，其中有书籍、手卷、册页、书画、拓本、楹联，及有关清初文字狱的第一手材料。
冒广生病逝后，其家人遵照先生遗愿，将珍藏了300多年的先祖（冒襄辟疆）的遗存文物共900多件，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其中有书画、印章、砚台、师友信札等等。
孙煜峰从30年代起收藏文物，对字画有较高的鉴赏能力。1961年起他先后五次向上海博物馆捐献了书画、青铜器、陶瓷器等文物656件，其中宋人《五老图》题跋册、清康熙窑豇豆红刻花菊瓣瓶和宝石红瓶，均为稀世珍品。此外，他还向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捐赠过文物，其捐入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如元王蒙《葛稚川移居图》，极为名贵。
徐梦华生平喜爱文物收藏，曾任上海大德五金号经理，闲暇之余出入古玩市场，收藏古玩、书画达2万余件。1958年至1964年先后五次向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捐赠其藏品，其中青铜器、陶瓷器、砚台等文物数百件，图书近5000册。
现任上海文物商店经理顾问的薛贵笙，当年是“薛贵记文玩号”的老板，擅长瓷器鉴定，被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管会委员，在50年代初和1979年，先后将个人珍藏的“西周恭王效卣”等80件珍贵文物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陈器成收藏颇丰，于青铜器、瓷器、甲骨、石刻造像的收藏均具规模。1962年，他将88件珍贵文物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其余收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1980年落实政策发还后，他主动将其中重要文物130件捐献给上海市文管会，其中有商代甲骨100片，有些是从未著录过的，还有五代白釉梅花罐、宋定窑刻花大盘、明宣德白釉莲瓣暗花碗等，均属罕见之物。
经济界人士胡笔江的儿子胡惠春捐献历代名瓷280余件，件件都有特殊的来历。
锦州市中学教员王正旭，将其先人、著名的辽瓷专家王璞全的遗藏文物捐献给东北博物馆，计有历代名瓷700余件，古钱2500余枚，书画800余轴，其他杂器57件，总计各类文物达4000余件。
著名的国之重宝大克鼎、大盂鼎、虢季子白盘等等，亦在这时重新“出土”，由其最后一代递藏者，捐献给了国家。
著名钱币收藏家罗伯昭捐献历代古钱15000枚，内中不少是罕见的珍品。
苏州过云楼顾氏五代藏画，解放初一次就捐献了200多幅。
在藏书的捐献上，还有几位大手笔。
第一位潘世兹，将其抗战中存于香港汇丰银行的宋元古本，共计107部，全部捐献给北京图书馆。
第二位刘晦之，家在上海新闸路上，有一幢八角飞檐式的二层藏书楼，藏书近8万，全部捐献，是解放初捐书数量最多的人之一。内中属于善本的即达1928册，不乏宋元古本。他先后捐献公库的还有130件古兵器、28000片龟甲骨片、一大批古墨古砚……
第三位是傅增湘先生的儿子傅忠谟，将先人遗书全部捐献，宋元古版达300余部，包括百衲本《资治通鉴》，极其名贵。
各地捐入公库的文物无以数计，仅上海一地，在1951年2月底以前，就收到了图书251000余册、陶器400件、瓷器984件、铜器245件、书画607件。
山东省文管会在1954年就收到捐献文物1700余件。南京博物院在1953年至1954年，收到私人和单位的捐献文物达数千件，其中包括王慰曾及其母亲汪镜芙捐献的清代刺绣服饰403件，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贻芳捐献的清代刺绣280余件，上海郑家相捐献的梁五铢泉范119件，沈子槎捐献的古钱907件，罗伯昭捐献的钱币1422件，南京市委干部周屯阝捐献的汉碑拓片，南京于去疾捐献的字画、瓷器170件等等。全国最大的文物宝库北京故宫博物院，仅1956年就收到各地捐赠文物3855件。
在陶类文物中，最有价值的，一是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甘肃和青海两省发掘及收购的一批彩陶，代表了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等期的中国史前文化；二是历代墓葬出土的明器，如战国的彩画、陶俑、鼎号鸟，汉代的银氵幼象生新画、鼎、尊、壶、龛、朱书粟仓，以及汉、魏、六朝、隋、唐各代的各式陶俑、陶马等；三是史前黑陶和殷代灰陶、白陶等。
瓷器方面，有晋代的瓯窑，隋瓷，唐代的越窑、窑、钜鹿窑、三色氵幼等，宋代的越窑、丽水窑、钧窑、龙泉窑、吉州窑、磁州窑、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德清后窑、建窑等，以及元、明、清等代瓷器与近代仿古之品。
书画方面更是蔚为大观，一部分是民间收藏家捐献的，一部分是接收得来，还有一部分是收购来的，包括江南书画收藏大家庞莱臣的藏品。其中至精者有：宋代李蒿《西湖图》卷，马远《乐志论图》卷；元代钱选《浮玉山居图》卷，倪云林《赠周伯昂山水》直幅、《渔庄秋霁》直幅、《吴淞春水》直幅，王冕《墨梅》直幅，柯敬仲《墨竹》直幅，任仁发《花鸟》直幅；明代沈周《云冈小隐图》卷，文徵明《石湖清胜图》卷，唐寅《春山伴侣》直幅，仇英《柳下眠琴》直幅，董其昌《烟江叠嶂图》卷，陈继儒《雾林图》卷等。其他如郭清狂、张大风、邵瓜畴、李檀园，以及清初四王、吴历、恽格、石涛、石溪、金农、罗聘、郎世宁的卷册、挂幅等等，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
50年代初期的经济建设高潮，还给了文物部门不少意外的惊喜———从废铜和废纸堆中，抢救出了不少有相当价值的文物，1952年，华东文化部遵照政府保护文物的指示，派出专人向各废铜收购店联系，仅在沪、宁两地，就选出了3500余件文物，其中历代铜镜170余面，青铜器200余件；在3000余枚历代货币中，还发现了古代农民运动时期所用的钱币，如韩林儿、李自成、太平天国时代的大钱等等，又发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在四川发行的几种铜元；青铜器中，有楚国铜钅复、周代铜爵、春秋时代的斧等。有些大的铜块上明显地有纹饰，经过工作人员细心地筛选、拼合，居然是一尊大型的方鼎，这显然是被砸坏了当废铜卖掉的。
与文物捐献高潮相反相成的，是古玩市场的冷落。当时上海市古玩商业同业公会认为：“沪地获得解放，一度因出口未能畅通，又兼‘二六’轰炸后，营业时常清淡，不久渐趋正常，出口亦随之日增，讵意美帝国主义者1950年6月发动侵朝战争，并于同年12月片面无理宣布冻结资金，实行经济封锁以来，我业出口贸易形成缩减，业务大受影响，同时对新民主主义国家贸易尚未开展，故营业较呈清淡。”这些固然都是客观事实，但还有其更深层的原因。
古代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东西，再多也毕竟是有限的。公藏兴起，成为时代主潮流，私藏就必然成为支流。有财力玩古玩的工商界和国民党政界、军界人士，很多在解放前夕跑到了香港和台湾等地。过去在中国横行的各国传教士，逐渐地被堵在了国门之外。同时，国家制订了一系列的文物保护法规，要求规范地进行古玩商业，乾隆六十年之前的古董一律不准出口。这样，那些走“洋庄”生意的就垮了台。更重要的是时代的主旋律和社会时尚变了，有钱有势有收藏，不再成为一件光荣的事情，而是把文物捐献给国家的人无上光荣，所以这个时期的私藏低潮亦是自然的事了。
私藏低潮的谷底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的抄家风、打砸抢风，把人们残留在家中的最后一部分收藏品，全都扫地出门。那时家有收藏，几可与犯罪同列。于是，时可听说某某街道、某某清扫马路和公共场所的清洁工，某日清晨捡到了多少金条、多少名瓷之类。
这些事实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虽然经过50年代的大捐献运动，民间收藏仍有相当的规模。如上海乌鲁木齐路上的李荫轩先生、嵩山路上的吴湖帆先生，造反派从他们家中抄出的文物、藏品，都是以多少卡车来计算的。现在成为上海博物馆镇库之宝的王羲之《上虞帖》（唐摹本），当初也是抄家物资，被造反派当作赝品，打入可以出口的文物之列，结果被上海海关文物查检部门的万育仁先生拦截下来，认为此件有可能是真品，送回上海博物馆要求鉴定。待书画鉴定大师谢稚柳从“牛棚”中“解放”出来，已是五年之后了，经老先生反复鉴定，认出了南唐宫中的一枚收藏印，果真鉴定为千古名迹。
“文化大革命”被造反派抄出来的文物、藏品多得简直无以计数，仅上海一地，安放这些藏品的所谓文物仓库，前后就达十余处。最初是集中在河南路原上海博物馆的大厅里，后来堆不下了就借了北京东路的一些大楼房子的顶层，这些大楼解放前是银行，顶层有些是闲置不用的。后来又堆不下了，就占用了玉佛寺的库房和殿堂，再不够用了就运到徐家汇的一个仓库里。再后又集中在郊区大场镇的一个巨大的仓库里，仍放不下的就运到外地存放，苏州和宁波都租了一些房子，从地上一直码到天花板，遇到阴天下雨，字画书籍极易受潮，压在最底下的就霉烂掉不少。经抽出辨认，中有唐伯虎、齐白石等人的手迹。至于那些被“小将”们投入火海或就地糟蹋的文物，更不计其数！
历史走到本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绿了文物收藏这一片土地。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政治氛围的宽松，人们对于收藏的热望一再被熊熊燃起。
各地大小城市不仅成立了多种门类的收藏组织，出版了多种门类的收藏杂志，而且古玩市场和艺术品拍卖行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各种民间的收藏馆所、收藏沙龙、收藏展览，红红火火，争奇斗妍。尤其是嘉德、荣宝斋、朵云轩、瀚海等文化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槌声，更把海外的收藏家也吸引了过来，使得全国的收藏队伍一下子猛增到了上百万人。当然，收藏的门类已不再局限于文物，现代名人字画、近现代钟表、老式照相机、收录机、香烟牌子、月份牌子，甚至纽扣、火花、钥匙、算盘、筷子、易拉罐、火柴盒子、汽水瓶等，都成了收藏品。还涌现了一批新的“大王”，如收藏算具的陈宝定，收藏古瓷的梁志伟，收藏古墨的王毅，收藏古钱的孙仲汇、余榴梁，收藏筷子的蓝翔，收藏盂盆的陈玉堂，收藏蝴蝶的陈宝财，收藏钥匙的赵金志，收藏钟表的王安坚、刘国鼎，收藏紫砂茶具的许四海，收藏扇子的黄国栋，收藏鞋的骆崇骐，收藏笔的何欣欣，收藏古籍的田遨等，均以“一绝”著称于世。近年来“邮币卡”市场也是“潮涨潮落”，形成了收藏界一道新的风景线。